政改的逻辑

如何评价政改？从未来宪政的角度看，很多人不免失望，政改似乎没有大动。因为宪政概念的完整表述是权力属于共同体所有成员、有限政府、独立的审判制，三者不可或缺。但从过去专制角度看，我们的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30年前的“文革”时期是全面“专政”时期，是政治的、生活的、文化的全方位专制。我记得，文革批判周扬，说他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是“铁桶”，无处可逃。周扬五十年代整别人，“文革”反被整得很惨，真应了他的那句话，没有人能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正是“文革”的极端状态才催生政治改革。从这个角度看，三十年改革的进步非常大。不要从教科书概念出发，要从中国的政治现状出发，因为中国的政治状态是全世界所没有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突破“全面专政”的现实开始的，通过放权和分权，“专政”首先从人们的生活领域中退出，中国人有了生活的自由；再从经济领域退出，人们有了择业和创业的自由，可以办企业，于是有了市场经济等等。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国家把吞噬的社会权利，又逐渐还给了社会。首先是还权于私人领域，然后再在公共领域分权和放权。

有人说民主和自由是对立的，我说两者是不可分的，民主的前提是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没有个人平等自由的选择权，哪有民主？民主的三个原则是不可分的，一是自由参加共同体和认同共同体规则的平等原则，二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三是保护少数人自由进退的原则，而法治正是民主的法律体现。因此，法治、公正、自由、平等本身是民主的题中之义。实际上，经过“文革”的反思和痛定思痛，高层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有共识的，一是民主化，二是商品化（市场化）。关键是如何改？回顾30年改革，私人领域、市场化改革较快，公共领域改革缓慢。结果是市场经济基本建立起来，市场已经渗入到人民的认识和思维方式里，甚至在某些方面，过头了，如生命、自由、选举权都有人用来交换。这在西方如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用马克思的话，就是上层建筑的改革滞后于经济基础的改革。如果上层建筑不改革，经济基础，比如现代市场经济是难以建立的。

与中世纪的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不需要交换的西方领主经济不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需要有市场的，因此，中国很早就有原始、初级的市场经济，一个初始的市场经济是可以和专制制度相适应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和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为什么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老的市场经济不能转变和发展为现代的市场经济？这与中国的专制制度有关。专制制度虽容忍了市场存在，但又限制了市场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朝代循环，经济轮廻的悲剧所在——专制制度毁灭了市场，市场的发展又颠覆了专制王朝，所以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市民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专制制度把“社会”分裂为两级，皇权及官僚一级和百姓一级，并通过儒家和宗族等统合两极的关系，也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中间的社会组织。两极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发展到一定时代就会出现对抗和崩溃，出现像毛泽东所说的，打到皇帝再做皇帝的历史。这也是中国两千年皇朝循还的历史。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原来的轮廻，走出了“周期率”。

当今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得益于开放，只有开放，才有进步，才有演变。法国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莫诺认为，一个生物系统的初始开放决定其未来的演化路径。细菌三十多亿年至今没有变化，就是因为其内在系统不开放，完美地封闭了。30亿年前同处于细菌状态的某种有缺陷的生物，就是因为开放，才演变为今天的人类。正是因为系统有缺陷，被外界打开了缺口，才产生演化。生物的保守性是必然的，革命和突变性是偶然的，因为有缺陷总在少数。邓小平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大门重新打开了，搞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进步才有了可能。改革开放为什么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这是由人们的基本需求决定的。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推理，改革的顺序应是经济——社会——政治。但中国的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权力改革，而社会组织的改革又比政治权力的改革走得慢。这就出现了麻烦，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发育，法治和政府转型就难以进行，市场经济就会扭曲，就会出现权贵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看到了，但解决的办法不同，“左派”是将市场经济往后拉，否定市场经济，“右派”是将市场经济往前推。正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不配套，才出现有两级分化、腐败，环境污染、透支未来等等如此之多的问题，才出现了城乡二元隔离发展的结构。中国这种分裂的城乡二元发展结构，造成了农民工群体不能跟着城市一起成长。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现代化的成果。本来，GDP的增长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本的增长，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增长。中国的农民工继续做着最低级的劳动，并没有因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升级，中国现代化的辉煌掩盖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如食品、水安全问题等等。

如何解决呢？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将问题解决，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进行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同意党国英讲的，宪政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要提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把民主化和宪政看成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像经济改革一样，走渐进的路子。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和私人领域的改革更复杂。因为私人领域和经济改革不需要找动力，动力来自于人本身的欲望，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讲求的是公共权利的平等化。我们要寻找政治改革的动力和载体。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要研究新的社会组织如何设立、如何发展，国家和社会如何分离？如公益性和互惠性的组织如何组建？比如农协对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能不能搞农协？是不是只有建立农民的协作组织，才能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否是一个替代过程？由于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个职责由谁来履行呢？由农户自己还是官员？官员是向上负责，只有由农民选举的农协代表才可能向农民负责。再如，只有转变土地的公共使用方式，不再通过直接征地而是征税的方式，才能建立公共财政，建立公共财政本身又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没有公共财政相配套，即便是直选的乡长也很难做到向下（乡民）负责。因此，民主宪政是需要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经济条件这四个条件相配套的。而中国的经济条件向前迈了很大一步，其他条件现在还不具备。

危机催生改革。我们绝不能轻视这次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欧美、日本经济开始衰退，我们的对手出现了问题，但我们也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需调结构，调整结构的背后是体制问题。这就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了机遇。经济危机带来民生问题，民生引领民权的改革，这就给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我认为，不要提政治的多元化，提了并没有任何好处。台湾与香港的存在对于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要统一台湾，就必须走人类的共同道路，缩小与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差距。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不是“左派”能够批得倒的，也用不着去争论。走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在30年政治体制改革回顾研讨会上的发言)